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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昊苏 永远的长开路45号
时间:2017-06-08 15:31:23 来源:

永远的长开路45号
——我的师范、我的花季雨季
 
左昊苏
 
    注:此文为非虚构作品,真人真事,如与事实有细微出入,或触及某位的“敏感神经”,纯属无心之过,可自罚一杯,以示海涵!
 
 
    1、我的第一个城市IP:长开路45号
 
天水市秦州区长开路45号天水第2师范99届2班44号——这是我进入城市后第一个完整的IP,且绑定4年。就是这个IP,让我既是父母眼中极不稳定的“终端”,同时也是梦想的“服务器”,让我坚持不懈地向一个又一个梦想的终端发送信号。
我的另一个“坐标”是:1号楼105宿舍临窗右侧下铺。
当年我的IP之所以是“长开路45号”(二师),而不是“滨河西路26号”(一师),其实也是父亲一次小小的私心。
幼时,我身体孱弱,却也顽皮。不听话时,父母亲常以“警察”和“大夫”唬我,且屡屡奏效,以至于现在我对那两种职业还心存敬畏。六七岁以后,除过当教师的父亲和被送至外婆家寄养的妹妹,我便是母亲最得力的助手,俨然“次核心劳动力”,但我自小惧怕体力劳动,如果在多写几页作业和干一阵农活之间选择,不容质疑,我选择前者。特别是有了黑白电视机之后,屏幕背后的城市,总伸出无形的手,一直向我招啊招。
初二那年,我14岁,父亲争取到了一个城镇户口名额。中午回家征求我和妹妹意见,比我小一岁的妹妹,迷恋于美食和漂亮衣服,对城镇户口没概念,表示无所谓。可我深知,城镇户口就是城里人的“标签”,有了这个“标签”,就能突破老家到城里这40公里的约束,就能从电视机屏幕前走到屏幕后。
不久,我就有了城镇户口,当起了户口层面的“城里人”。不仅吃自己种的粮食,也可购买“供应粮”。
15岁,中考。我成绩不错,上了中专线,但走不了邮电、税务等好学校,唯一可选的只有林校、农校等“农”字号学校。在我犹豫着是不是还可以报“园艺”学校时,父亲再次“郑重申明”:上师范。
那就上吧。
选拔完中专生,我的分数上师范已是高分,再享受“教师子女上师范加10分”这一优惠政策,我被“滨河西路26号”第一批录取。
父亲高兴了半月后,开始不安。他说,一师城里孩子多,怕我心灵憋屈;二师大多是农村孩子,适合我。
在父亲心里,城里人和乡里人之间隔着的,不是一道坎,而是一堵墙。正如父亲的父亲在农行系统工作一生,单位分楼房时,他一口回绝。理由是:两半户多好。祖父嘴里的两半户,就是希望他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在农村公干,儿媳妇和孙媳妇务农,既吃皇粮,又自己种粮。祖父还经常用《论语》之句教导我:四体不勤五谷不分。
后来,父亲终敌不过母亲的催促,找熟人打问了一下。回音是,我的学号、班级及宿舍已定,要调换。那人还说,一师在城区,条件好,许多人都托关系从二师往一师调,你倒好。父亲无语,悻然而归。
临开学前,父亲接到电话,对方说,有个学生想从二师到一师,换不?父亲思考都没思考,就非常乐呵地说了一个字:换。
我曾想,如果当年的IP是“滨河西路26号”,我又会是什么样子?没有答案。有的话也只能是:生活没有如果,只有结果。
当年我对师范的理解非常简单,师范,就是培养老师的学校。这么说,是有根据的,因为家父是礼县师范77级的,毕业后扎根农村教育事业直到今年3月退休。当年的校长雷孟生先生在开学典礼讲话时说:师范师范,就是学高称师,身正为范。我仍然记得,校门正对的墙壁上,就非常显眼地“烙”着这八个红底的金色大字。
至今我也没向“度娘”请教过师范的深刻内涵和外延,自以为是地认为,雷校长说出了师范的内涵,我阐释了其外延。我的这种自以为是,用两点可以证明:第一次是上小学二年级时,教语文的王老师(大名王尚忠,小名王二狗)布置了查阅成语含义的晚间作业,我玩耍未能完成。第二天上课提问,回答不上来的一律“回赠”五竹棍。许多同学被动地得到了赠品。轮到我时,成语为“深入浅出”。我灵机一动,马上解释:深入浅出,就是从深水里钻进去,从浅水里游出来。听到我的答案,非常生气的王老师硬没忍住,僵硬的脸上闪现过一朵笑着的昙花。等待赠品的同学都埋着头把笑卡在喉咙里,只留小脑袋一晃一晃地上下抖动。旁边领了赠品正在小声哭泣的女生顿时破涕为笑,还笑出了一串鼻涕泡泡。为此,我只吃了三根“竹棍面”。第二是我毕业一年后,“王八走了鳖运”(同事语),选调行政单位从事文秘工作。在陪我租房的路上,父亲有意或无意地问:什么是“一府两院”?我说,这简单嘛,不就是一个政府两个院。父亲笑了。我又补充道:就是前院和后院。父亲笑得更厉害了。当时,本“少爷”心情真不美丽,区政府我又不是没去过,明明有前院和后院……
当年的“长开路45号”,已成一堆承载记忆的照片,一本盖着天水第二师范和雷孟生校长印章的毕业证,一床至今还能看见“天水二师044”字样的旧被子,一套被母亲当作家居服的校服,一本残旧的《浪花》校刊,几本荣誉证书。当然,还应包含校门对面的菜地和偷吃过的黄瓜,学校后面的柿子林和偷摘过的柿子,长开厂门口的2路公交车站和逃过的一两次车票,七里墩小百货市场和那些廉价的生活用品,校门口3元一大碗的“天翔”炒面等等。
只是现在的“长开路45号”,成为我一个难言的心结。这源于一句广告词——学挖机,到天水二师。我曾和好几个同学商议,等有时间了,争取考个“挖照”,免得一说起母校,别人就说是那个学挖机的地方吧。我要让他们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睛、茴香豆的“茴”字有几种写法。
嘿嘿,等着吧!
 
    2、寒风夜,我敲开了欣梓老师的门
 
打小我就喜欢写作,父亲说是受他影响。
他还说,他曾在《人民教育》上发过文章,可惜没有刊物印证。所以,父亲与写作之间,就差这么一个小写的问号。
但我仍然感谢父亲。那时老家没有邮电所,每当我偷偷写点文章装入信封写好地址时,父亲都会选个最近的逢集日,骑上自行车,颠簸10余公里山路,到邻镇的邮电所去寄,却从没有因为只寄不收而怪怨过。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,他都以自己无言的父爱,呵护了我小小的爱好和自尊,无形地给予了我追求梦想的信心。
14岁那年,我上初二。一个初春的早晨,教数学的石磊老师进教室后,没有像往常一样目视前方跨上讲台,而是径直走到坐在第一排最边上的我跟前,递给我一封信。我仔细一看,寄信地址是《中学生心语》编辑部。我正纳闷如何打开,石老师随手接了过去,撒开信封的右端,递给我。里面是一本杂志。找了半天,才知道上面发表了我的处女作——一句个人感言:理解别人的痛苦,就是给予别人金钱买不到的东西。“检验”完我的“作品”,再投以赞许的目光后,石老师才登上讲台。
回头想想,在我文学启蒙的路上,有许多给予过我方向和力量的师友。他们像深夜的路灯一样,陪伴并照亮了我少年时时晴时阴的心灵。
张沁先生是我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,师范毕业,也是“文学青年”,曾在许多报刊上发表过文章,还自写自印过《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》等系列讲稿。为了引导我们写好作文,他还经常朗读他写的或发表过的文章,为我们“下水”铺石。记忆最深的是他那篇题目为《涝坝·酸梨树》散文,内容没记住,只记了题目。一是因为感觉写得好美,二是他所写的涝坝和酸梨树距离我不远,我都见过。也就是他,让我内心激起了热爱文学的第一朵“浪花”。
让我激起第二朵文学“浪花”的叫赵玮。他与我邻村,长我几岁,我上初中时他已经毕业,在家务农。在打完“牛的后半截”之外,坚持写诗。那时电视是稀缺物,最普及的“传媒”只有收音机。他的许多诗都在市广播电台的文学节目播出。每每听到他的名字和诗,不亚于后来听到自己的诗和名字。我读初二那年,他把自己写的诗装订成厚厚的手抄本。当我见到时,不亚于几年后收到《甘肃青年报》用“共青团甘肃省委”的信封寄来样报时的心情。其实在认识赵玮这个名字后的五六年里,我一直没见过其“真面目”。直到2001年,在区广播局召开的优秀通讯员表彰大会上,我们才相互认识。一个月前,老家唱戏,我在戏场瞎转悠,忽然有人拍我,回头一看,是赵玮。我叫他赵老哥,他叫我左老师。聊了聊近况,也聊了聊文学。他还在打工。辗转过多个地方,从事过多个工种,唯一不变的是,仍然坚持读书和写作。握别时,我能感觉到,两只男人的右手之间,有一股电流通过,只是我无法确定是岁月还是文学,是欣喜还是苦涩!
第三位就是欣梓老师。
其实早在上师范之前,王若冰、周舟、欣梓、雪潇等作家的名号“如雷贯耳”,后来才知道,欣梓就在学校任教。后经高年级乡友“指点”,我对上了号。几次在校园偶遇,想冲上去“套近乎”,却由于天生自卑和怯懦,空流两手热汗,未能靠近半步。只是更加勤奋地坚持自己的“三部曲”——阅读、写作、投稿。但一封封落款为“长开路45号”的投稿信,大多都是有去无回的船只,年轻的心,总在另一个“三部曲”中沉浮和轮回:希望、等待、失望。
那时,学校新建的第一栋六层职工家属楼刚刚交付。欣梓白天穿梭于课堂与语文教研组之间。准确地讲,在天水第二师范,他叫白建平,教00级文选课,穿牛仔裤,戴黑框眼镜,有时腋下夹本书,有时将写诗的右手插于裤兜,无“道风仙骨”,却清瘦有文人风度。放学后的欣梓,“蜕”去教师的行头,换上旧衣服,屁颠屁颠地跟装修师傅后面,装修新居,和民工无异。晚上回到平房的家里,端大碗,蹲门口吃饭。我想,晚上灯下写诗的白建平,才是欣梓。
常记是1996年冬天某个周末之夜,天冷欲雪,风吹过,就像脸上被一把冰冷的猪鬃刷子胡乱涂抹。我仰观天相,真乃“作案”最佳时段。于是,我裹紧衣服,带上抄写整齐的诗作,穿过一号楼和二号楼之间苍柏与梧桐树笼罩着的阴森森的水泥路,穿过内心的惶恐与怯懦,在靠中间位置右转,下几个破旧的台阶,就进了教师住宿的院子。忘了是几号院,但我记得欣梓住北边中间的位置。
还好,灯亮着。至门口,能听见他与孩子的交谈声。伸手想敲门,又缩了回来。又想,此刻天冷夜黑没人见证,大不了挨一顿批评,不会在众目睽睽下伤我小小的自尊和面子。
于是,敲了敲门,门开了。欣梓一脸诧异。我连忙说明来意。没想到他本来诧异和有点严肃的脸上顿时满面笑容,高兴地把我让进屋子。小小的客厅,堆满装修材料。他接过诗稿,翻看了一阵后,略带歉意地说,你看我最近正在装修房子,一时也看不完。这样吧,下周这个时间你过来。
谢过欣梓老师。心情超级美丽。感觉不该用“阴森”来形容每天负载我来来去去的水泥路,应该叫“幽静”。感觉天也不是那么冷,风也不是那么硬。
第二周我去时,他已在等我。许多诗都用红笔勾画或修改过。那晚,他除过对我的诗进行点评外,还聊了聊学习生活方面的一些事,谈了谈他创作的体会。临走时,嘱咐我多读多思多写,还送了几本诗歌刊物给我。
不久后,他喜迁新居。
后来,他的新居,也慢慢成为了我和其他几个诗兄诗弟偶尔的安乐窝。有时,我们围坐在一起,不仅谈诗,还谈足球;不仅蹭饭,还蹭酒。不过饭管饱,酒限三杯。有时只许围观,当“小二”或“酒保”。
毕业前夕,还是在欣梓先生家里,学弟学妹为我们几个马上毕业的文友提前饯行。吃着喝着,说着聊着,刚开始的激情高扬变成最后的沉思和缄默。
酒,喝到嘴里,是辛辣的,像一二年级的感觉;流到心里,是一团火,像三四年级的感觉;从眼睛里溢出,是两串冰,像毕业时的感觉。
其他人相继离去,最后就剩欣梓和我听“郑总”(后面详述)高谈阔论。郑总当年指点江山的架式,有点像初学者下“相棋”。手一挥,架起当头炮干对方的卒,或举着“车”,直捣对方的“帅”。听着听着,诗人欣梓开始犯迷糊,我也跟着打哈欠。郑总停在半空的手像个问号,句号一样的嘴抖动了半天,无奈地说,休息吧。
窗外已是午夜,宿舍是回不去了。我和郑总便在诗人欣梓的客厅里,每人躺一个单人沙发过夜。
半夜醒来,月光盈盈。
如果不是“郑总”梦里“猪八戒背媳妇”的鼾声,那将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。可一想到毕业,徒生伤感。再环视一周,又生奢望——我啥时候也能在城里有这样一套住房啊!吞了口唾沫,便吞掉了这一粒更能让人徒生伤悲的奢望,继续睡。
毕业后,我先是在近郊一个乡镇中心小学当老师,教二年级一班语文,兼任班主任。同时教四、五年级四个班的音乐。校园里,第一次听到了风琴声。那台破旧的风琴,在我离开以前,一直是我的“专属教具”。有时,晚上吃完用煤油炉做的饭,还能来上一段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。不过瘾时,还会吹吹口琴或笛子,吹吹那些年的流行音乐,吹吹那些年轻的时光和岁月。
上班不到一月,镇上举办“迎澳门”回归文艺晚会,几经周折,我被选中,和其他三位老师,共同担任主持人。
第一次得到的工资,除部分上缴母亲大人“国库”外,给自己买了两样东西:一台二手电脑和一台汉显传呼机。电脑用来学习,传呼机更多地用来“显摆”。
由于写作特长和懂点电脑,从第二学期起,我又多了两个“职务”,一个是区《教育通讯》的通讯员,一个是学区教师再教育领导小组成员(领导小组就四个人:校长、副校长、教导主任和我)。
在刚毕业的那四五年里,我和郑总偶尔会去学校,有时是去看望欣梓老师,有时是应邀参加文学社的活动。每次踏进校园,心情都有点激动。因为就是这所学校,重新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就像写作,改写了我的人生。
文友们小聚,或者接待外地作家,欣梓都会叫上我。我喊欣梓“师傅”,他大多时候不应。总是给别人介绍我是他的“假学生”“旁听生”,不是他手把手教过的“嫡传弟子”。
再后来,雷老师(欣梓先生爱人)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升“辈份”,她开玩笑说,她长我们十来岁,硬是让我们“师母”“阿姨”地叫老了。所以,尽管我们希望继续有这样一位年轻美丽贤慧的“师母”,可“师母”不愿意有我们这些大龄的“学生”。于是,我们当即听从“师嫂”的建议,改口叫欣梓“老哥”。欣梓老师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哟,瞬时变成了装满吃惊和气愤的大眼睛,伸手想揪我们听话的耳朵,却找不到理由,只能顺势揪了揪他结满诗茧的耳朵。
再再后来一次,应该是春节期间,我、“郑总”及其他几位同学和欣梓“老哥”小聚,酒到兴处,我说话时“口误”,喊了一嗓子“老白”,被罚酒三杯。谁知“口误”是会传染的,之后接二连三发生集体“口误”事件。
此后,我们非常尊敬的甘肃著名诗人欣梓先生,就是现在我们心中非常爱戴的“老白”。
 
    3、九九届“四晓”和“浪花”文学社
 
说起“四晓”和“浪花文学社”,不得不先说“郑总”。
“郑总”大名郑仁江,祖籍重庆。毕业后先当老师,后在浙江宁波发展,开公司。到底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不曾细究,递来的名片我也不曾细看,叫“郑董”怕他骄傲,容易像他品评重庆或说吃鱼一样有意无意的显摆。所以降个档,叫他“郑总”,以示警戒。
郑总比大我一岁,和我同级,但不同班。我在二班,学习普师美术,他在三班,普师书法班。我和他有个共同特点,就是都对专业课不太“专业”。他喜欢写小说,我喜欢写诗。致使美术老师老是分不清我画的到底是苹果还是西红柿,就像书法老师在郑总的“横”画里,老是找不到蚕头和燕尾。后来,我就开始画鸭梨,如果有人说是鸭蛋,我会毫不客气地质问:你见过带把或发芽的鸭蛋吗?郑总也由隶书转入行书,因为他写的既不是隶书和篆书,也不是楷书和草书,只能归入行书,免得阅者自讨没趣。当然,这些个特点都是我们认识以后总结出来的。
师范二年级时,郑总年方18岁,我17岁。当我还在埋头想着如何把一句话分成两句当诗来写时,经常吃鱼的郑总和来自花椒之乡——麦积元龙的冯旭文已经开始策划一件大事——办文学社,出刊物。我知道的时候,他们已经通过了班主任的许可,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
一天课间,我正和同桌闲聊徐志摩,同学拍了我一把,说有人找我。
站在教室门口的就是郑总,戴着眼镜,谦逊,满脸堆笑,个头、身形、发型和我差不多。虽然叫不出名字,但我肯定,他是和我一级的学生,因为身着同样的校服,曾经在楼道里碰到过。他先作自我介绍,又给我戴了几顶“高帽”后,真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“战队”,并向我约稿。
过了几天,校文学社在教学楼西一楼语文教研室成立,定名为“浪花”。李振全和王志刚为指导老师(后为李振全和欣梓),郑总和擅长写小说的冯旭文为社长,我和三班喜欢写诗的吴来川为主编。语文教研室在课余和周末兼作“浪花”文学社编辑部。
紧接着,《浪花》校刊作品征集工作顺利完成。两位社长召集吴来川和我召开文学社“高层”会议,初步确定了入刊作品及栏目设置。在校对完成最后定稿时,我忽然想用笔名苏晓,征求郑总意见,他觉得好。过了几秒钟,应该没超过十秒钟,郑总忽然就对我的笔名产生了深厚兴趣,研究了一番后,建议让我给他也想一个。我随口说,那就套用我的格式,你叫江晓吧!没想到郑总当即采纳。在我和郑总的强大攻势下,冯旭文和吴来川自然而然也就有了自己的笔名文晓和川晓。
于是,九九届“四晓”就这样在一次无意的“会晤”中诞生了。
后经两位指导老师及美术老师翟宇的指导策划,《浪花》校刊首期样稿打印在即,可偏偏学校提供的打印机有问题。无奈,冯旭文和郑仁江捧着那张存量为1.44M的3.5寸软盘,到广告公司出样稿。定稿后,又以每张16元的价格打印了蜡纸,在文化用品店自购油墨和纸张,自己油印,自已装订。全部印完时,两人的右臂都抬不起来。
一次闲聊,冯旭文说,自己家里种花椒,每当闻到花椒味,他就想起那些像牙齿一样守护着花椒的刺。现在一闻到油墨味,他老感觉自己长着别人的右手,总会不由自主地抖动。
郑总张开经常吃鱼的嘴巴接着说,他一闻到鱼腥味,就想吃鱼。现在一闻到油墨味,就想起学校那台老掉牙的油印机,和他那件刚穿一天就被油墨吞掉的白T恤。
其实你们俩都不知道,那时,你们俩走过来,就像扔过来两个油墨瓶子,满身的油墨味。我说完,他们俩先笑了。
当带着油墨味的《浪花》校刊发到每个班级和作者手中时,校园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文学热潮。首期发了我花费一晚上青春时光写的七首诗。那些诗,后经欣梓老师给当时的《天水日报》副刊编辑王若冰推荐,大多发表在《天水日报》上。
几天后,郑总拉着我去给校长送《浪花》。我们用发抖的手敲开了校长室的门,雷孟生校长抬头看了一眼,先是一愣,后笑着问,有事吗?他发愣,可能因为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两个戴眼镜、穿校服的学生。郑总弯了弯他好像一直弯着的腰,说明来意,迅速地递上一朵羞涩的“浪花”。雷校长接过仔细地看了看,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,伸过来温暖的大手,边握边说,不错不错,并指着对面的沙发让我们坐下。他放下手头的工作,问了问我俩的情况,以及学习生活方面对学校有没建议等等。说到费用,郑总说,总共支出近300元,三班和四班班费出了一部分,剩下的是他和冯旭文出的。雷校长思索了一下说,这样吧,从下期开始,你们文学社的《浪花》上升为校刊,费用由学校承担。我俩相视一笑,乐了!
雷校长把我俩送到他办公室门口,笑着挥手。直到转身下楼走出校长的视线,我俩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当年的“四晓”,现在对写作虽没有上学时那么狂热,但都还在坚持。冯旭文换了个马甲叫“石榴木”,常有文章见报。这个当年喜欢穿中山装的如果他看到这篇文章,看到我知道了他的马甲名,肯定会惊讶,肯定会捋捋自己鲁迅先生一样的八字须,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保密工作。郑总戴隐形眼镜驰骋商场,小眼晴比“钱眼”大一些;戴黑框眼镜的时候,还是当年那个文学青年,喜欢读小说,偶尔也写些,有思想,智慧的脑门比我的还铮亮。凌乱的床头,却经常整齐有序地放着一些文学方面的书刊,有时候还喜欢在上面写些感言,认真程度,堪比他经常检查口袋里的钱怀孕了没有,怀了几胞胎。吴来川除过教孩子和学生写文章,也拿起了毛笔,开始温习当年的专业。这个大个子的秦安帅哥,一直对我的丑字大加赞赏,还经常自诩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怎么怎么样,我高兴之余,分辨不出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,那就假作真时真亦假吧,反正他又没让我请他吃饭,没向我索字。我时常还会用苏晓这个笔名,发些小情感小情绪小感悟之类的小文章,糊弄几个早点钱。
当年的“四晓”,真有点春眠不觉“晓”的感觉,但愿在我们各自的心灵家园,在那些更清更浅的时光里,还能有一片向阳的春林,一片向阳的山坡,有清泉,有花香,有鸟鸣,甚至阳光雨露、吟咏之声……
 
    4、阅览室和那些“偷阅者”
 
阅览室在校中区的平房里。西侧是练琴房。这阅览室和练琴房,好像是学校的左心房和右心室,一个教你发声,一个教你怎样不发声。
阅览室采取“一+1”管理模式——一名老师具体负责,1名学生协助。“一”和“1”,就是老师和学生的区别。
三年级时,原来的“1”毕业,欣梓征求我的意见后,推荐我替补。
“一”姓王,瘦高个,帅气,阳光,好像曾入行伍,走起路富有弹性。如果当时我用点心,凭我对音乐小小的敏感,以记谱的方式记下他的某段行走历程,肯定会是一段非常优美的进行曲节奏。
“一”话少,处事干炼,尽管说话很和气,但他阅“书”无数后的那种威严,我怕。
刚开始的三天,全是“眼色”活,凭天赋和悟性开展工作。王老师很少说话,也不说你要干什么,或者你哪儿没干好。我只能凭对前任“1”的记忆和自己的理解,早到,等王老师来开门,之后迅速地擦桌扫地,查阅览证借书,下班后王老师先走,我“断后”,把报刊归位后再离开。
第三天是周五,不上晚自习。下班后,我还想再看一会儿书,王老师却没有和以往一样先行离开。说了句“收拾吧”,便开始送书刊回家。我也赶紧跟上节奏开始干活。一切就绪后,他说,去吃饭。
坐在天翔饭馆门前,王老师点了两个大碗炒面、两瓶啤酒。我给他倒了一杯,王老师笑着说,给你也满上。碰完杯,我小口小口喝,王老师“直达”——酒在嘴里不停留,直达胃里。饭桌上的王老师,健谈、幽默、随意,没了往日的威严,脸上一直带着笑,俨然一个“大哥哥”。我倍受鼓舞,也来了几次“直达”,脸上热乎乎的,心里也热乎乎的。
王老师在随意的聊天中,告诉我开关门的时间;学生必须凭阅览证看书,报刊一般不外借,如要外借,须登记刊物名、时间,并抵押阅览证;要熟悉每种报刊的位置,及时归位;要及时打扫卫生,确保阅览室干净整洁等等。他说话的口气,不像是指示或者安排,而像是提醒和求助。临走前,他给我一把阅览室门上的钥匙,意味我实习期满,按期转正。
我抢着要结账,王老师一把把我甩出两米多远。他说,等你毕业拿上工资了再说。我说好,却至今没有兑现。
现在想,王老师其实就是一本书,简单严肃的封皮下面,有着热烈而丰富的内容,关键是需要打开。现实生活中每个忙忙碌碌的人,何尝不是一个个绿皮核桃,需要先去皮,再敲开硬壳,然后剥去苦涩的果皮,才能吃到鲜嫩的果肉。而又有多少人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和耐心呢?
从第二周开始,我就坐在了原来“1”的位置。“一”不在时,我也偶尔坐在他的位置。
那时阅览室有杂志100余种,报纸10余种。刚开始时,每次收拾都需要半小时以上。一个月后,已成熟练工,只需几分钟。
我正式上岗后,郑总就是常客。他是除校长和老师之外,唯一一个经常不带阅览证就能阅览的人,也是唯一一个每天读书阅览又陪伴我的同学。
学校食堂当时下午五点半至六点开饭,而阅览室六点才下班。到我们下班的时候,最多只能打到隔夜的冷馒头。那两年时间里,郑总和我,每天的晚餐不是开水泡馒头,就是馒头加面皮。只有收到稿费或有“小确幸”发生时,才美美地吃一碗牛肉面,算是改善生活、自我犒劳。他家离学校也就半小时的路程,但周末大多时间还是和我一起泡阅览室,与我共苦。其实我打心里希望郑总多回家,因为每次回来,都能带来好吃的,与我同甘。在他很少回家的时候,我不敢提“鱼”,我怕郑总经常不吃鱼的嘴里,吐出鱼刺来,扎我。
一天,雷校长来看书,看了一阵后,隔着宽宽的阅览桌,小声问我能不能借他回家看,我说得写个借条。雷校长二话不说,当即写下借条,并说三天后还。三天后,他还了旧书,又写下借条,借走了另外三本……
说完校长给我写“借条”这件让人得意的事,现在得说说此文的主角——那些可爱的“偷阅者”。
阅览室是比较老的平房,纸糊的顶棚,有许多破洞。在顶棚之上,屋檐与墙壁相接的“椽眼”里,住着许多燕子。每到春回大地,那些可爱的尤物,会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旧居。我们在它们的巢下上班时,他们就在窗外的梧桐树和电线之间雀跃,大声喧哗。下班后,他们就回到爱巢里,窃窃私语。有时,它们在我休息的当空,从顶棚的破洞飞出来,当“偷阅者”。有些来无踪去无影,不会被我发现;有些则会留恋忘返,忘记了自己的“客人”身份,当我推开门,才会惊动它们,聪明的能够在惊慌中迅速从破洞里回家,有些则笨得慌不择路,在玻璃窗上不停地扑腾、折腾。它们在不停地扑腾中,不是留下粪便,就是留下满地小小的羽毛。等它们扑腾够了,我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把它抓住。它们在我手心里发瑟瑟发抖,全然没有平日在电线上叽叽喳喳时的神气。之后,我摸摸羽毛,用手指敲敲嘴巴,“批评教育”一番,打开门就放飞。
大概,在燕子的思维里,没有“吃一堑、长一智”这一俗语。每隔一段时间,我总会抓住一两只,被我“调戏”一番后,放掉。有一次,我正准备放飞,练习摄影的舍友正好路过,于是,就和燕子合影后,顺手“释放”。
几年后,老家正屋门正对的屋檐下,来了一对燕子夫妻,当年就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又过了几年,由原来的一个巢,变成现在的三个。它们对我的父母亲熟视无睹。有时,还会飞到屋子里,啄食洒落的饭粒。看见我,会飞得远远的嬉戏,或停留在大门外的柳枝上,静静地看我。
我相信,那只燕子,不是我曾经放飞过的某一只,就是它们的孩子。
想起燕子,想起阅览室,我就再一次想起了年轻的时光,想起了喜欢吃鱼的郑总、诗人欣梓和“一”。
给郑总发了个微信,并把写他的文字发他审阅。他说,把他写得有点猥琐。我说,那不叫猥琐,叫大智若愚。郑总回过来一个红包:18.88元。我当时就后悔了,为什么不多送他几顶高帽子,说不定他手一哆嗦,小数点就能后移一位。
 
    5、那些俯拾皆是的精彩片断
 
本想关上回忆之门,退回现实之中,像一朵花从一群花里伸出脑袋这般悄悄,抑或一片叶落入秋天般那么无形。可有些美好的回忆,不写出来,总感觉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,索性就再简要地列举一些人和事,在笑声中结束我的回忆。
 
    (1)L老师。
 
L老师教我代数,是我非常敬佩的老师之一。
他上课从不带教本,但是上课的第一句话却是,请把书翻到第几页。他讲的内容和课本一字不差,甚至布置作业,也是请把书翻到第几页这句话。正因为他从不看课本或教案,所以给我们从不留做小动作的时间。
那时我一直怀疑,他肯定把课本藏在脑子里。
三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,L老师出了一套题,有点难,全年级及格者不足一半。第二学期开学,自带小板凳补考者排成了长龙。开学不久后的一节代数课上,老J同学打瞌睡,被L老师请了起来,厉声问道:叫什么名字?老J同学声音颤抖着说:JXX。L老师听完后竟然笑了,随后说,请坐。如果您累了就再睡一会儿,以后我的课你可以睡觉,谁让你是上学期全级代数第一名呢!之后还自言自语道:那么难的题,能考80多分,不错!
L老师划圆,从不用圆规。右手执粉笔,从左上方开始,逆时针迅速地绕一圈,一个圆就成了,确实跟圆规划得差不多。如果要画得高一些,L老师以同样画圆的方式再加一个跳跃动作,就完成了。他每露一手,我们就惊讶一次。所以老是装着听不懂的样子,让L老师多讲几遍,多画几个圆,期待他失手一次,可是直到毕业,这个小心愿未能实现。
那时我再一次怀疑,他肯定把圆规藏在心里。
L老师还是个“发明家”。话说L老师当年任某班班主任,一天,有人向他反映,某女生宿舍没人打开水,很长时间喝水都是到邻近宿舍蹭。当天晚餐后,L老师带一个很大的水杯,到该女生宿舍讨水喝。宿舍无水,其她人都把眼光投向舍长,舍长无奈,只能假借班主任之名,到同班宿舍去蹭。L老师边聊边喝,喝完后,还想喝,舍长又去蹭。如此一周,不曾想,他喝的水,都是舍长蹭来的。于是,当即叫班长买来8支大钉子,钉在宿舍外面的墙上,把8个保温瓶挂在上面。每当有人问他为何物时,他总会自豪地说:那是我最新发明的新式灭火器,不过还没申请专利……
 
    (2)“富士”
 
“富士”是我的舍友,他姓富但不叫“富士”,只因他说了一句还是富士苹果好吃,“富士”,这个原本是苹果的名字,不经意中,就成了他的另一个名字。
富士瘦高个,中分头,潇洒帅气,不仅“三字”(钢笔字、毛笔字、粉笔字)写得好,篮球也打得好。更可气的是,乒乓球打得比我好。其实好不多,就好那么一点,可就是那么一点,赢了我整整四年。
常记从二年级开始,由他、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组成的班队,在全校连续三年夺冠。个人比赛中,他是季军,我是殿军,相差一名。
那时,除过阅读和写作,我最大的爱好就算打乒乓球了。每到周日早晨,我早早起来,就想着“请”富士打球。可他喜欢睡懒觉,老以我水平比他低推辞。被我摇摇晃晃烦一阵后,他总会眯着眼晴说一句:谁输谁请天翔炒面。我明知不敌,却只能答应。他一听,保准十分钟到场。当然,中午基本上是以我请他吃炒面而告终。
天翔炒面,既是我降他的“魔法”,也是我多年未愈的伤疤。
毕业后,我在俱乐部苦练球技,水平有较大提升。于是,主动发出“挑战书”,富士满口答应。可是每当我兴致冲冲去迎战时,他都会找个理由约几个同学,以美食美酒相待,闭口不提打球之事。当我主动提出比赛时,他都会挂出“免战牌”,只说当年的天翔炒面真香、真香。
天翔炒面真那么香吗?
我现在才明白,他不再与我激战,就是不想给自己任何输的机会。
他这是要赢我一辈子啊!
这个“富士”,老是比我高一点——就高赢我的那一点。
 
    (3)父子同校
 
当年,天水二师除过普师班,还有民教班。
所谓民教班,就是那些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民办教师,参加中考,分数达到录取线,就可以到二师民教班进修两年,毕业后转为正式教师。所以上民教班,成为许多在农村一线苦苦挣扎的民办教师华丽转身最大的奢望。
可毕竟,能上民教班的,只是众多民办教师中很少的一部分。就像我二年级班主任王老师,已临近退休,仍然没有取掉“民办”两个字。
小L和我同乡,他上三年级时,他父亲考到了民教班。于是,上学期间,他经常领着父亲交表、打饭、购物。周末,父亲带着他,回老家帮母亲干农活。
毕业后,他父亲回原来的村学任教,小L到另一个村当老师。同事们叫他小L,叫他父亲大L。
其实在民教班,除过父子同校的现象,还有师生同班的“盛举”。
当年你用教鞭狠狠揍过的学生张狗蛋,忽然有一天,他就站民教班的讲台上,是你的课任老师,甚至是班主任张老师。
以前,你站在讲台上,教他:1+1=2。
现在,他站在讲台上,教你:X+Y=Z
 
 
    6、补记
 
前几天,朋友的微信圈转发了公务员内参分享的一篇文章:《一代中专生(中师生)的悲情:我那么优秀,却只能生活在底层》。
看后我感受颇深。
当年,我们初三两个班近80人,只考上了三个。一个上了山西长治机电工业学校,毕业后先是分配到乡政府工作,后来调到街道社区工作至今。另一个是个女生,和我同校,毕业后分配到农村当老师直到现在。那些“二线”同学,许多继续上高中考大学。大学毕业后,有的留校任教已是副教授,有的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省、市级行政机关。那些没有上高中的同学,经过几年的创业,许多已小有所成。好几年以前,在我骑摩托回老家的时候,他们已经开着小轿车,携妻带子荣归故里。
当然,也有例外,99年我毕业当老师时,我的另一个同学,还在那个镇上高中补习班。每当他远远地看见我,都会迅速地钻进商店或巷子,不与我正面接触。第二年,他考上一所二本院校,总算修成正果。
如今,每当填各种表册的时候,学历学位都会分两栏:一是全日制教育,另一是在职教育。每当填写此类表格时,在全日制教育栏里,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写下:天水第二师范普师美术专业。
也正是我这个全日制教育的中师学历,把我以及这一类人挡在了公务员选拔和招考的大门以外。

    话说回来,这也不能怪任何人,要怪就只能怪自己毕业后没有继续努力。想想毕业后的那几年,我的许多校友师范毕业后,或由于想继续深造,或由于工作环境太差等原因,继续参加高考、上大学甚至考研,都有所成。比我低两级的学弟郭XX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取得本科学历后,2007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,2010年获得硕士学位;201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,现在清华美院博士后在读。

仔细想想,当个师范生何尝不好。早早地毕业,早早地步入社会,早早地成人,早早地开始人生的历程,早早的耕耘,只等硕果累累的秋!
不同的路,会有不同的美景;不同的路,才能走出别样的人生。
高处,可以仰观广阔的天空;低处,依然可以俯瞰深邃的海洋。
你站在高山之巅,看苍鹰衔日。
我伫立藉河之畔,观渭水滔滔!
我坚信,比清香更长久的是花朵,比花朵更长久的,是那些不起眼的叶子!而红花和绿叶,都是树的好孩子……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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